近年来，随着心理卫生知识的普及，媒体对心理障碍宣传得最多的要数“抑郁症”。“抑郁症”这个词被炒热了，几乎随处可见，随时可闻。当然，这个病症， 在上个世纪，西方已被人称为“世纪之病”。说抑郁症象伤风感冒一样，是种常见多发病。随着与我国地域较近的日本也频频报道抑郁症及自杀的情况。同是黄皮肤，与我国文化渊源较近的韩国，近日媒体大声疾呼：拯救陷入抑郁症的韩国主妇。在中国，随着宣传的普及和认识的提高，抑郁症及其相关的自杀，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已知得了这种病的人，大都不再讳疾忌医，而是求助于医生。因抑郁症而羞于告人，怀有“病耻感”，暗自克服的，已大为减少。看来，抑郁症的“日韩流”也流向了中国。

     个别电视节目主持人，也不顾惜影响、声誉，自暴长期严重失眠，患上抑郁症的经历。连香港影帝周润发，人们心目中的阳刚坚强男人，也说自己患上了抑郁症，是在爱人的帮助下，度过难关而未熄影的。男人情感的脆弱，绝不亚于女性。在传奇故事、社会访谈节目中，抑郁、自杀常成了报道的中心。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例，更多地是突现其新闻价值。从这些报道中，除唤起人们的一些同情和关注外，并不能达到有效防范抑郁症及其相关的自杀等社会危害的作用。

     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抑郁之情，人皆有之。在一定限度以内，是正常情感的表现，只有过了头，影响到日常工作及生活状况，才是抑郁病态。

     社会竞争，压力难免。有人慨叹，忧愁太多。目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剧，生活压力加重，工作节奏太快，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以往的信仰、传统观念被颠覆，新的秩序又尚未建立。几乎人人都处在压力之中，抑郁症是社会病。他们呼吁：社会应多一点关心，多一点爱。……

     对抑郁症的重视，作为心理卫生知识的宣传，本来是好事。但精神医学上，抑郁症诊断是有标准的，可不是随随便便帽子乱套，抑郁症满天飞。现今国际及我们中国对抑郁症诊断标准中都规定必须有足够程度的抑郁症状表现，本人很难自拔，又持续了一定的病程时间，且影响到个人学习，工作社交等社会功能的，才可作出诊断。

      再说，抑郁之源，若加细分，也数不胜数。可以导致抑郁的心理因素，如；高考落榜、生意失败、股票赔本、工作压力、爱情受挫……等等，还有疾病的心理反应、灾难心理反应、被奸综合征等心理应激反应都可以“抑郁”为突出症状被称为心因性或反应性抑郁症。更有一些神经过敏的神经质者，抑郁之外，还伴有焦虑、紧张、恐惧、失眠，常庸人自扰地为自己健康担忧，怀疑起自己的精神失调，症状常持之以时，被称为抑郁性神经症，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类型。它们与心理应激引起的心因性抑郁症，都被纳入广义的抑郁症。而狭义的抑郁症则是以心境恶劣（抑郁）为主导症状或伴有双向性情感障碍的内源性抑郁症。广义的抑郁症是一类异质性疾病。抑郁的深浅轻重是不同的。

      近年，对心理学知识的宣传有种庸俗化的倾向，碰到点事情绪不佳、哭丧着脸，就被说成是抑郁症。既无专业人员参与讨论，也随随便便套抑郁症帽子。医生若态度不严肃，采取简单化的做法，那必然导致抑郁症诊断的泛化。

      对抑郁症态度的另一极端，是轻描淡写，把判然失常的抑郁情绪淡化掉。除了少数神经过敏的神经质者，对于较长时间被抑郁困扰，患上抑郁症的人又不甘愿轻易戴上抑郁症的帽子，不肯求医，不接受积极的治疗。他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坚信心情抑郁有其原因，祛除原因，病可自愈。

       媒体曾曝光一例，一女孩因家庭贫困，四次自杀，获救未死。好的时候，能听劝导，自我调控，一旦抑郁笼罩，又想到死，再次自杀。其累累自残生命，态度坚决，付诸实施，绝非一念之差，已属重症抑郁，发病时行为难以控制。其实抑郁症大脑已有神经递质生物化学的变化，而抗抑郁药，正是有针对性地改变这种状况，这在很多人还不被认识，不肯接受。许多病家都怕吃药把人吃坏，他们只信心理治疗，通过心理调适，化有病为无病，化重症为轻症，不相信物质（药物、光照、电疗）治疗能改变病人的内心世界及情感困扰。就这样，他们把精神科对抑郁症的治疗都淡化掉了。

      一般心理咨询执业者也碍于专业的局限，对抑郁症单靠心理疏导和认知治疗解决问题。往往是病程迁延，久治不效。我刚做精神科大夫时，抑郁症的确无特殊治疗，抗精神抑郁药物尚未发明，只好采取权宜对策。近年心理疗法，虽有进展，但与五十年前相比，并无巨大变化。而物质疗法，自抗抑郁药问世以来，真是日新月异，医疗上已成为规范，精神科医生一般都参照抑郁量表分，按无、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五级，抑郁量表分达到中度以上者，一般即采用抗抑郁药剂治疗；若达重度以上，或有明显自杀倾向，或难治性抑郁症，还可采用无抽搐电疗等物理治疗，待心境恶劣有所改善，再辅以认知疗法等心理治疗。

      在中国，对抑郁症的科学认识和研究，迟于西方。精神卫生知识普及落后，长久以来，抑郁症不被认识，不被当回事，抑郁症及其引发的病态自杀也不成其为应该关注的社会问题。闭关锁国，科学被拒之门外，还是德国作家歌德的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对抑郁之情的具体描述，中国《红楼梦》中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才把人间竟还有这种抑郁之疾注入了大众的心灵。近年，除传播媒体外，文人学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常涉及抑郁状态。其中，有一本散文集，书名《走出抑郁的阴影》，我翻阅后发现，有关抑郁症的仅为一篇主题的短篇散文。作者在情绪抑郁状态，以听“弦乐慢板”西洋乐曲而得以舒解。还有复旦大学文学教授赵鑫珊有一篇散文《我与少女的祈祷》，论述他自1957年以来，周期性抑郁症缠身，但他的“最后一次严重的自我摧毁性的忧郁症，便是‘少女的祈祷’这首乐曲将它风扫残云。”此后，二十多年忧郁状态便再也没有在他身上出现过。对他们疾病的深度和治疗缓解情况难以深究，但我在写科普书时，还是把他们作为音乐疗法（广义的心理治疗）的有效作用介绍了。

       国外一些非医学专业作者写书，也常涉及这一命题，特别是他们自己得过抑郁症，更会把自己对这个病的认识体会写出来，付诸文字，影响世人。最近上海某大报介绍了《我的抑郁症》一书，作者是个美国剧作家、导演，对所从事的行业，游刃有余，干得很好。但三十年来，她始终为严重的抑郁症所困扰，近又一次严重发病。她找到了一个很管用的方法，借笔宣泄，传达她如何与心理恶魔作斗争的经历。希冀它能给抑郁症患者以安慰和鼓舞。国内一个编辑策划了这本书，购买版权，请王安忆翻译，崔永元写序，为提高市场宣传的力度，费尽心机，终于面市。可能这是一本销路看好的书，我非眼红嫉妒，因我也写过抑郁症的科普书。但我担心，这样的书，对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我更担心这类的书，会更助长了我文章题目所写“对抑郁症认识的泛化和淡化”的两个极端。倒是崔永元写的简短序言，还是可取。他声称：“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我抑郁并活着，我就是高兴不起来。我的优点是热爱科学，包括医学科学。所以，我去医院看医生，我一五一十地说，医生一把一把的开药，我一天三顿三顿的吃。坚持了两年，太阳又从东方升起。抑郁症是病，不是灾难，抑郁症是可以治愈的，你看，我又主持节目了……。”有云：久病成医，但若你不是医，又不求医，那也成不了医。

       目前，病家总是视精神科为畏途。患了抑郁症，怕与疯子沾边，不愿找精神科医生。其实，抑郁症历来就是精神科第二大病，现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疾病分类都把它列为精神病的一大类。目前，最有效的是化学（药物）、物理疗法。因此，正确的求治途径必须是找精神科医生或医学心理专家。国外有许多心理诊疗师，但无医师身份者，没有处方权，他们需用药物时，得请精神科医生会诊。国内情况亦如此。崔永元序中还有一段话：“抑郁症在中国是新鲜事物，心理医生不会雨后春笋般涌现，培养一个心理医生比治好一个抑郁病人要难得多。业内人士讲，合格的心理医生总数不会超过梁山好汉（注：108）的总数。可以想见，现在李鬼、郑屠户、西门庆、潘金莲都穿着白大褂给人下药，他们的执照是谁颁的？……”这位名主持不仅能在荧屏上袒露自己得了抑郁症，他对世象的洞察深刻，又敢直言，有社会责任。因此，若已得了抑郁症，而不是其他社会心理问题，就不要找错门，再去兜圈子而延误诊治。

       人的精神十分复杂、十分深奥，哲学的宇宙观、人生观，都制约着精神本质的认识。对抑郁症认识的两种极端态度，还与精神医学理论有关“反精神病”及“泛精神病”的学说相关。“人心之常”与“人心之变”也将随着精神本质认识的深化而逐渐接近真理。对一个精神科医生来说，可谓“战斗未有穷期”，终其生也可能还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