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着,反歧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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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1-14 19:31

  对簿公堂、公开病情及面对媒体,勇气是一步步获得的

  “一个没有药吃的抑郁症患者,动不动就大哭大叫,有什么好看的?”1981年出生的袁毅鹏一开始拒绝了《新世纪周刊》当面访问的请求。
 
 
 

  但这位对IBM提起劳动仲裁、中国首起“反抑郁症歧视案”的申诉人后来还是改变了主意。用他的话来说,如果能使抑郁症患者受到更大的关注,暴露自己又有什么可怕。

  工作,成为他唯一的爱好

  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袁毅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IBM,也许只会牵涉到面试经验、工作感受之类;所吸引的读者,应该也只是和他当初一样的、对这个全球著名电脑生产商充满了期待的年轻人。

  2006年6月,刚从武汉大学硕士毕业的袁毅鹏顺利与IBM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五年的劳动合同,担任R&D Engineer(研发工程师)一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对于当时的袁毅鹏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夸张或空乏的描述:在不需要员工加班的IBM,他每天回家之后,仍通过公司内部网账号继续工作。当时的袁毅鹏显然为自己身为一个IBM人而骄傲,在这个优秀的团队中,在这群杰出的同事中,在这个他感兴趣的领域中,袁毅鹏自动地选择通过工作来实现意义、创造价值,并且不断印证自己的荣誉感。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袁毅鹏没有看过一部电影,没有买过一期科幻杂志,没有玩过一个大型游戏——学生时期的爱好俱往矣,现在,他的爱好是工作。

  在陌生的上海,他不爱出门,下班后蜗居在租来的小房子里,打开电脑,连上网,联系同事,继续工作。在家的时候是受宠的独子,所以新环境下,他以“追求独立”的名义,不告知家里地址,也不常打电话。两个关系尚可的大学同学同在这个城市,这一年他没有和他们联系过一次。

  当一个人将他的生活架空成只剩工作这条主线的时候,问题正在那些被漠视的角落里生长。

  2007年3月,袁毅鹏出现头晕、困乏的迹象,开始他掉以轻心,以为是休息不够,但很快发现没这么简单——即便头天睡满8、9个小时,起床后仍觉得像一夜失眠。经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鉴定,他患了双向性情感障碍 。

  当时的袁毅鹏仍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问题只是他没有处理好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只要自己调整,一切就会回到原来的轨道。吃了一段时间的药后,长期的头闷状态解除了,他以为自己已经痊愈。到了6月的时候,抑郁状态重新侵扰了他。按照他的说法,痛苦之下,他将罹患抑郁症的情况告诉了他一向尊崇的某位经理。

  经理为他找了心理咨询师,并安排多位同事与他聊天,想通过正常的人际交往使他走出抑郁的阴影。但就袁毅鹏的感觉,这种善意的关怀与帮助,反而给他增加了很大的压力:频繁的谈话令他不胜其扰,并且使他无法以一种持续、专注的状态完成每日的工作,而工作,到现在都是袁毅鹏最在乎的事情。6月19日,袁毅鹏的积郁一触即发,当天与某位香港经理发生争执以后,他将辞呈发到了直属经理的信箱。

  按照袁毅鹏的说法,6月22日,与直属经理面谈之后,双方都同意了袁毅鹏收回辞职报告、继续工作。而在后来与心理咨询师的谈话中,袁毅鹏也逐渐意识到当时愤而辞职的他,其实是缺少认知力、判断力的。26日,公司上层告知他辞职报告无效,但让他停职,以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工作,成为他唯一的要求

  2007年8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为袁毅鹏开出了“建议边工作、边治疗”的鉴定,认为他可以重回工作岗位。在集体环境中工作、生活,与周围的人保持正常交往,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在稳定病情、重拾信心方面是有相当重要作用的。袁毅鹏兴冲冲地给直属经理发了请求回岗工作的邮件。但一周以后,他盼来的回音是:要他自动离职。

  在袁毅鹏的表述中,他与直属经理的关系一向不睦,这样的结果虽然出人意表,但他也表示可以理解。在向该经理多次争取失败后,他选择向公司上层反映。但他没想到的是,让他辞职,仿佛已成为整个公司的共识。突然间,世界化成一堵摇撼不动、呼喊不灵的巨墙,挡住了他的所有去路。但对于袁毅鹏来说,这时候他最恐慌的还不是失去工作,而是害怕自己面对这样的打击,精神重新受到伤害,使几个月来的治疗效果付诸东流。为了缓解这样的焦虑,他特地买了一只小狗,想通过它的陪伴来克服自己无以名状的孤独的恐惧。

  但这种安慰没法持续很长时间,袁毅鹏面临着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双方一直僵持下去,他就算精神上耗得起,经济上呢?12月1日,袁毅鹏发现自己仅收到1700元的上月工资。《劳动法》规定,工龄两年以下者,病假期间应发原工资的60%,这1700元,无论如何都对应不上袁毅鹏原来9000多元的工资。这时候袁毅鹏向公司交涉的重点,换成了被扣工资的多少,并要求公司考虑一下他房租到期、药费昂贵的苦衷。但据他所说,这些邮件亦同以往一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迫不得已,问家里要了1万块钱,换了个房租低廉的地方居住。

  这件事使袁毅鹏受到很大伤害,他将此归结成自己之后精神每况愈下的原因。回忆之后的一个月,这个无法控制情绪的小伙子失声痛哭:随着公司不断要求他同意签署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他感觉精神濒临崩溃。2008年1月11日,又一次拒绝了签字的袁毅鹏,走出公司大门之后,立即吞下了40颗氯硝安定。被路人发现后报警送往医院。抢救过来后,公司将其转入卢湾区精神卫生中心,随后通知袁毅鹏远在武汉的家人。袁毅鹏的母亲赶来上海的时候,随身带了一捆绳子,打算把这丢人现眼的儿子绑回家去。但看到封闭式病房里儿子崩溃的情形,这位年近六旬的母亲却只有一个念头:打官司去。

  但即使这个时候,袁毅鹏都没想过要诉诸法律,他仍顽固地要回公司工作,但公司的态度是拒绝。2008年2月20日,自称“丧失了所有自信与尊严”的袁在武汉家中再次服药自杀,但常年服用镇定药物的他,已经对此产生抗体。这次自杀后的第7天,他收到了IBM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协议书,理由是他“多次严重违反公司纪律,扰乱公司秩序,且屡教不改。”

  到了这步,袁毅鹏决定打官司。

  反歧视,刚起步

  陈庆广律师一接到袁毅鹏的案子就表示:“这不是很典型的反歧视案吗?简单。”袁毅鹏及袁妈妈不敢相信:这么强大的对手,他们早就有了打一场恶仗苦仗的准备。

  陈律师的笃定是有原因的。在国外,反歧视案是常见案例,歧视的定义都讨论出了好几本论著,曾在英国留学的他一下就为案子定了性。而他同样可以确信不疑的是,IBM这样的跨国企业,最怕跟“歧视”这样的字眼惹上干系。有了这样的底气,3月7日,袁毅鹏向上海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IBM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补发工资及补偿精神损失。

  对袁毅鹏来说,反歧视是一个全新的视野,为他找到了状告IBM的新的意义解释。他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发现在中国,虽然用人单位以抑郁症为由辞退员工的事件不乏先例,但这一方面的劳动诉讼仍是一片空白。个中原因,很可能是多数抑郁症患者情绪低落、沮丧,失去一切的兴趣与希望,并不能以积极的态度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精神类疾病,患者通常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不愿将病情公之于众。袁毅鹏自言自己就经过了一段不言不食、每天躺在床上等死的时间。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很大地鼓舞了袁毅鹏的是,反乙肝歧视 、反相貌歧视的这一类案例,最后都获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益仁平中心就业歧视法律援助事务负责人于方强认为,歧视并不单指那些直接的伤害行为,更可能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简而言之,歧视就是有区别的对待。体现在就业领域,即是用人单位任用员工,不是考察其是否具备岗位所需的能力,而更牵涉到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果IBM因为袁毅鹏的抑郁症而不愿履行劳动合同,那就是典型的歧视。

  5月30日,劳动仲裁正式开庭。IBM方面坚持的是,IBM与袁毅鹏的劳动合同,依照规定,在袁毅鹏递交辞职报告30天后已自动解除。而之后IBM以病假形式为其发放工资、报销医药费,均是公司对他的不幸表示人道主义关怀,并不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责任。

  2008年6月18日,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袁毅鹏与IBM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IBM应补发袁自2008年2月起的工资共计57332元。IBM在事后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表示,因为事件尚在司法程序中,不便评论。这起反歧视案件,虽然以被歧视方的获胜而告终,但在袁毅鹏看来,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反歧视?刚起步呢!”

  对他来说,这条路如果要继续走下去,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个仍然无法控制情绪的年轻人,如今一直在通过网上关注某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为他们的处境而痛苦,也为自己的痛苦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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