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沙坪坝区一栋陈旧的商住楼里，重庆市志愿者总队生命救助支队志愿者朱万里和他的同伴静静地值守在热线电话旁。任何一名有自杀倾向，渴望倾诉者，都可以拨打电话：６６６４４４９９。志愿者们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春风化雨般的耐心，尽可能多地挽救生命。到今年十月，生命救助支队已接到２０００多个求助电话，其中６０％的求助者自称有自杀倾向。“求助者普遍具有怨恨、愤怒、焦躁、自卑、绝望等情绪，与其说他们想自杀，不如说他们可能被自己的情绪杀死。”朱万里总结说。
“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自杀者的倾诉
朱万里向记者介绍最近遇到的一个案例。
“我不想活了，但我首先要杀了她！”重庆沙区的一名中年男子徐某近日苦恼不已，妻子要和他闹离婚，但他总认为责任不在自己，自己还深爱着她。
徐某说，他的妻子是个很要强的人，人长得漂亮，就是太强势。平时吵吵闹闹，还将就着过日子，孩子也已经上学了。
“我是一个男人，我无法忍受妻子有外遇”徐某仍然很生气，据徐某的调查发现，妻子很早以前就有了外遇，而且不止一个男人。“第一次发现妻子在外面有男人的时候，我把她暴打了一顿，她不再理我。”长期的冷战下，徐某还曾多次以暴力殴打和强奸她的妻子。她的妻子最后不得不提出离婚一了百了。
“我过去真的很爱她，现在仍然很爱她！”徐某像是在忏悔，自从两口子闹僵后，他每逢过节都会买些礼物送到岳父家里，多次的道歉，两位老人基本上原谅了徐某。但是妻子始终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还是要“离婚”。
“作为一个男人，我这么卑躬屈起地求她，他还不原谅我，我能做的、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她难道真的不想和我过了吗？”徐某称，“没有她，我活着也没意思，还不如死了，但是我也不能让她好过！”
“其实，只要她不和我离婚，我仍然会好好爱她的，以前的事我可以忘记的。”徐某说，想自杀，但是又觉得自己太窝囊，明明是妻子有外遇，责任不在自己。杀了她，又舍不得，毕竟仍然爱着她。
“最令我担心的是我的孩子，已经上学了，也懂些事情了，我们死了后他怎么办？”徐某担心如果杀死妻子或自杀，肯定会对孩子有影响的，如果学校的学生都嘲笑他，骂他妈是淫妇，骂他的爸爸是杀人犯或者窝囊废，孩子该怎么办呀？“想到这些，我真的很苦恼，也很困惑，生不如死！”
朱万里介绍，徐某的行为，是一个典型的由“猜度妒忌”向“焦虑暴虐”转移到情绪。长期以来，徐某深陷于“妻子外遇”的构想中，忽视了个人不良情绪的滋长，这种不良情绪不断蔓延，最终左右他沉浸在自己的种种假设中，不能自拔。像徐某这样自杀者，已经患上了的严重的抑郁症，感到自己很无能、没有价值，觉得自己无论怎样做都是失败的。他会不断的在脑子中反复想着妻子有外遇，想着自己那不愉快的经历，但又不能拿妻子怎么样。然后就会自责、内疚、自我贬低等。最后，当感到自己的期望无法达到时，就会产生寻死的念头。
“父母的鄙视逼我去死”－－自杀者的困惑
除了自我不良情绪的构建外，外界情绪对个体，特别是青少年的影响也十分重要。重庆市志愿者总队生命救助支队近日接待了一个名叫青青的女孩，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一直以来是和母亲相依为命，同时，母亲把极大的希望都寄托在青青的身上。但遗憾的是，青青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好，母亲心情也很时好时坏，所以经常把唠叨、责骂青青，甚至粗暴地殴打她。
朱万里告诉记者，由于长期缺乏亲情的呵护，青青在成长的过程中，性格孤僻，害怕与人接触，同时，成绩一直上不去，就自暴自弃。学校和母亲不得不让其退学。
“妈妈不疼我，爸爸也不关心我，他们都讨厌我，嫌我是个‘累赘’”，青青非常难过地在电话中告诉志愿者。
“我最不能忍受爸爸经常说的那句话‘喂头猪还能卖钱，养着你能干什么？什么都干不了，还整天花钱！’”青青说，自从离开学校后，见过最多的人除了爸爸和妈妈外，就是心理医生了，确实花了很多钱。“我没有朋友，也没人关心我，如果我死了，还能为爸爸妈妈省却很多烦恼。”
朱万里认为，青青的思维还是比较清晰的，有求生的意愿，同时，由于长期体验到父母暴虐、鄙视的情绪，她较少接触社会、家庭的温情，感到人人都排斥她，讨厌她。在单一的不良情绪压迫下，青青对生活失去兴趣，只想寻求死亡解脱。
释放情绪，做自己的心理专家
朱万里介绍，自从２００３年４月该支队建立生命求助热线后，就受到自杀倾向人群的关注。他透露，受经济、社会转型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重庆市有自杀倾向的人群逐年攀升。“今年，求助者可能要超过２５００人，其中６０％都有自杀倾向。”朱万里称，该支队成立第一年只有５００多人求助，有自杀倾向的不超过６０％，随后逐年递增，五年间增长了五倍多。五年来，该支队已接到１００００多个求助电话，其中６０００人有严重的心理危机，４０００人有典型的自杀倾向。
“生命是难能可贵的，当面对流言、困苦、挫折、失败时，学会苦中作乐，通过多种渠道释放不良情绪，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朱万里认为，自杀者往往认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即可以把所有的烦恼抛弃，把给社会、家庭的负担带进坟墓，但实际上，自杀行为往往对其所在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带来巨大影响。如白发人送黑发人对父母双亲的打击、遗留子女的抚养教育等问题都会衍生出来，甚至会出现一人自杀多人丧命的情况。
另外，无论自杀成功与否，都会让关心自杀者的亲友们更感挫败无助，甚至亲友们也会对着他们的无能为力而产生强烈抑郁。如曾经有一位肌肉萎缩的青年，在一开始尚可生活自理，还经营一家小卖部，后来随着肌肉的大面积萎缩，他连一杯水都端不起来，只能靠年迈的母亲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本来是孝敬父母的年纪，反而让父母照顾自己，让其抑郁成疾。
他最感到失望的是，四周的人是在非常努力地想办法帮忙，但是无论亲友或是专业人士都无能为力。这样远比没有人愿意帮助来得痛苦难受，于是他更加沮丧，对自己和四周的事物都变得冷漠不关心，一副完全放弃的态度，令母亲更感挫败无助，于是有时亲友亦难免对着他们慨叹无能为力，如此就更加强了他们那无助的感觉。
当他们感到自己不值一文，别人力不从心地无助，他们必定会感到自己没有将来，没有希望。当一个人如此沮丧绝望时，总会想到更坏的一方面，一个常有的念头就是既然自己没有将来，没有希望，“明天”只会是更痛苦难过，只会带给别人更多烦恼，因此他们便会越来越感到自杀是该行的路。
为他人带来快乐情绪，随时随地做个“心理援助者”
朱万里说，目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间，竞争加剧，工作、生活压力变大，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容易产生迷茫情绪，患抑郁症等精神性疾病，以致自杀。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资料显示，自杀在中国已成为位列第五的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意外死亡。
心理专家提示，其实绝大部分的自杀当事人并不想死，在实施自杀行为时，他们的内心充满矛盾，非常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因此，他人的关怀和温暖将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也完全有可能帮助自杀者摆脱困境。对于自杀，要防范于未然。做到三早，即早发现、早干预、早救助。
寻求自杀的人，一般都患有抑郁症，在自杀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语言、做事行为等有其异常的地方。如在平时生活中，此类患者常会和朋友、家人的探讨关于“活着没有意思的问题”。或者经常独处，不愿与外界接触，甚至长时间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这些都是是他们在向外界发出“暗示”，也是在发出 “求救信号”。
朱万里认为，抑郁症自杀者在死之前都有表现，如果社会能提前意识到，创造机会，为他们提供机会接触美好事物，让快乐的情绪打开他们的心扉，悲剧都是可以避免的。
心理学专家还建议，如果突遇自杀者，人们应尽量引导对方多说话，让他将内心的痛苦宣泄出来，同时注意不要对当事人的谈话内容或者自杀行为进行过多的评价，因为一时冲动的自杀者往往深深陷在自己的思维模式里，比较偏激执拗，此时应该告诉他该怎么做，而不是一味否认他原来的做法。
从目前接待治疗的患者来看，通过电话咨询的人远远多于当面求医的，患者更倾向于通过电话接受治疗。这可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把看心理医生成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而服用相关药物更成了许多患者内心深处的“恐惧”。事实上，对于许多抑郁症患者服用一定的药物能够对病症起到良好的效果，遵从医嘱更能“根治”自杀心理。看心身问题，既不能“讳疾忌医”，更不能“讳疾忌药”。
同时，社会上往往把“心理病”和“精神病”混为一谈，而且公众往往对心理问题患者产生错觉，认为他们会干出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从而对心理患者敬而远之。一些医院的误诊，也往往造成把轻微心理问题的患者送进精神病院，这些对都自杀者是很大的打击。心理学专家建议以宽容、轻松的心态对待有心理疾患的人群。朱万里说，善待他人，为他们带来快乐，其实正是最简单有效的一种“心理援助”。
